Entrevista con el profesor Zhao Changwen de la Universidad Sun Yat-sen: El mayor potencial de la demanda interna en China se encuentra en la "integración urbana-rural", existiendo una gran brecha en la actualización del consumo en áreas como gastronomía de alta calidad, marcas en cadena, instalaciones de entretenimiento de alta gama, etc.

每经记者｜张蕊 每经编辑｜魏文艺

在老百姓“不敢花”的预期下如何扩内需？如何确保AI（人工智能）从“冲击”就业转向“赋能”就业？房地产在“十五五”期间会扮演什么角色？

围绕上述问题，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吴小兰讲席教授、岭南学院教授赵昌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

赵昌文是我国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曾负责完成中央交办的多项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评估任务，多年来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中国内需最大潜力藏在“城乡融合”中

**NBD：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这个“新空间”**主要在哪里？

**赵昌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拓展内需已不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而是转向寻找结构性的增长空间。从目前看，主要有以下趋势：

一是从“住行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4万美元，居民消费从商品向服务升级是普遍规律，服务消费的边际收入弹性高于商品消费。传统的住房、汽车等内需支柱已进入平稳甚至调整期，新空间在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式、发展式需求。

比如，冰雪经济、马拉松赛事、深度游、研学旅行等文旅与体育产业，消费弹性仍然很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包括养老护理、康复医疗、老年旅游、适老化家居改造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大健康与养老产业已成为刚性需求。

二是从“实物商品”向“数字与绿色新型消费”拓展。消费的载体正在发生变化，无形服务和绿色理念正在重塑内需结构。从数字消费看，包括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的付费应用、远程办公与在线教育的优质供给，以及智能家居带来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近年来加速升级趋势非常明显。随着数字技术成熟，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设备及其内容生态，以及围绕虚拟人、数字藏品的合规化消费，正在形成新的交易场景。

从绿色消费看，绿色建材、低碳节能家电正成为新选择。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充电服务、二手车循环、电池回收利用的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低碳认证”和“环境友好”支付溢价。

三是从“城市群”向“县域与乡村”下沉。中国内需的最大潜力藏在“城乡融合”中。近几年，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收缩效应等因素，一线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00多个县级市和县域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有巨大消费潜力。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供给落后于需求，如高品质餐饮、连锁品牌、高端文娱设施等存在巨大的消费升级缺口。

从农村现代服务业看，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冷链物流、普惠金融、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激增，这属于“投资带动消费”的内需新空间。

四是从“传统基建”向“新质生产力与公共服务”投资。内需不仅包括消费，还包括有效投资。新的投资空间不再集中于“铁公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之一是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特高压等新基建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既能拉动投资，又能转化为长期消费资源。

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是另一个重点领域，这不仅是房地产的替代，更是通过改善城市人居环境，释放出居民在装修、家电、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关联性消费。此外，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科技金融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也是企业端的巨大内需市场。

总之，拓展内需新空间，本质上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些空间的打开，需要配套的制度改革。

推动供给体系从“有什么卖什么”向“需要什么造什么”转变

**NBD：**在当前老百姓“不敢花”的预期下，如何拓展内需新空间？

**赵昌文：**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确实低于发达国家60%甚至更高的水平。“不敢花”是预期、收入、财富三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为此，政策着力点也应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通过增收让老百姓“能消费”。主要包括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综合施策稳股市，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形成“财富增长—消费扩大—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

二是通过减负让老百姓“敢消费”。主要包括完善社保体系，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缓解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压力；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让居民“有闲”消费；提高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专项用于提升全民社保水平。

三是通过优供给让老百姓“愿消费”。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培育国货品牌，推广升级创新产品，推动供给体系从“有什么卖什么”向“需要什么造什么”转变。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建议启动“社会基础设施更新”计划，设立“AI过渡缓冲基金”

NBD：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错配”并存。当前AI对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设计才能确保AI****从“冲击”就业转向“赋能”就业？

**赵昌文：**这是一个关乎经济韧性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命题。在面临“总量压力”与“结构错配”双重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超越传统“增长即就业”思维，转向以缓冲、适配、创造为主线的系统性方案，推动人工智能从就业的“冲击变量”转化为“赋能常量”。

一是以“主动创造”对冲“被动替代”，构建就业缓冲带。当技术替代速度快于劳动者转型速度时，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买时间、建缓冲”。建议启动“社会基础设施更新”计划，借鉴“以工代赈”思路，将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等公共投资，转化为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技能保留型”岗位。这类岗位不仅提供就业过渡期，更通过项目实践培养项目管理、团队协作等AI难以替代的“软技能”。

考虑设立“AI过渡缓冲基金”。对因技术替代而收缩的传统行业，由财政与社保共同出资，为受影响者提供12个月至24个月的收入保障与全脱产培训津贴，将“失业冲击”转化为“转岗窗口”。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大规模使用AI替代人力的企业，设立员工安置专项资金。

二是以“供需适配”破解“结构错配”，重塑“教育—就业”闭环。当前最尖锐的矛盾是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技术需求之间长达3年至5年的“时差”。建议设立“产教融合”的动态调节机制，将产业端的人才需求预测尤其是AI相关岗位的技能图谱与高校招生计划强制挂钩；对增设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智能装备等紧缺专业的院校给予生均拨款倾斜；对就业率持续偏低的专业实施招生缩减预警。

探索推广“学位后微证书”体系。针对已毕业但技能不匹配的大学生、研究生，由公共财政购买优质培训机构的“AI+行业”微证书课程，实现3个月至6个月快速技能重塑；结业证书由龙头企业与高校联合认证，打通“最后一百米”就业通道。

三是以“人机协同”重构“岗位内涵”，培育新质就业生态。AI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替代人，而在于提升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更高价值的岗位。建议实施“千行百业AI赋能工程”，通过税收抵扣、专项补贴等方式，激励中小企业在引入AI工具的同时保留并升级原有岗位。

例如，零售企业部署智能推荐系统后，要求将节省的人力转型为用户体验设计师、私域运营专员，形成“技术升级—效率提升—岗位升级”的正向循环。要扶持“AI原生型”新业态，重点发展AI内容创作、智能机器人运维、数据标注与治理、模型训练与调优等新兴职业集群。这些岗位恰好对应高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优势。

四是以“制度创新”筑牢“安全底座”，构建包容性就业保障。将因AI替代导致的失业人员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并研究建立“技能转型账户”，允许个人将失业保险金转为培训基金，自主选择学习方向。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针对AI催生的平台化、灵活化就业，强制平台企业为从业者缴纳工伤保险与职业年金，消除劳动者“不敢转、不愿转”的后顾之忧。

总之，AI与就业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技术迭代与劳动者转型之间的速度竞赛。宏观政策的智慧，在于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从“机器替代人”到“机器增强人”的历史性跨越。

“十五五”时期正式进入“新动能担大梁”的决胜期

NBD：今年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提到“新兴支柱产业”，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更多增量？相应地，类似房地产这种旧动能会扮演什么角色？**

**赵昌文：**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时期的增长叙事正在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期，正式进入“新动能担大梁”的决胜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的是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和未来潜力；新兴支柱产业则意味着这些产业已经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并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比如，以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其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已经具备类似当年房地产、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体量特征。

与此同时，这些产业未来仍具有巨大成长性和赋能空间。新兴支柱产业代表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其贡献不再仅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提升”，通过技术外溢带动整个经济体系升级。

当新兴支柱产业走向台前，房地产的角色必然发生根本性转变。未来房地产等产业，其功能将经历从“发动机”到“稳定器”的根本性重塑，从过去的“增长引擎”转变为“民生底座”和“风险底线”。

所以，强调“新兴支柱产业”，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中国经济正在寻找并确立能够替代传统动能的新增长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在新发展阶段中，找到与新质生产力共存的正确方式，通过自身软着陆，为新兴产业崛起赢得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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