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愚蠢的人是如何炼成的？他们也被成为“基本盘”，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一种被结构性塑造出来的状态。它来自长期的制度安排、文化驯化与权力关系，使人逐渐失去主体性：不判断、不质疑、不承担责任，只学会服从。在这种状态中，压迫被视为秩序，牺牲被解释为传统，“一直如此”本身就成了正当性。制度吞噬个体，强者消耗弱者，抽象的道德话语被用来掩盖具体的伤害。当生命被不断消耗时，许多人并不觉得这是错误的，反而会本能地维护这套逻辑。任何指出问题的人，都会被视为“破坏稳定”的敌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们在观念上往往默认贵贱之分的存在。他们未必反对压迫本身，只是在意自己处于压迫链条的哪一层。不追求取消不公，而是渴望成为“地位稍高的被压迫者”，一个可以向下施压的人。当这种心态与情绪、仇恨或神话叙事结合时，个体很容易转化为暴民。暴民并不等同于反抗者，他们更像是被动员的执行者：替真正的权力行刑，却误以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

这类人格的典型特征包括：对强者极度顺从，对弱者极端苛刻；沉迷于虚构的荣耀与过去的想象；通过贬低他人、制造敌人来获得廉价的自尊；回避真实的压迫来源，只在安全对象身上释放攻击性。一个社会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失败者的存在，而是大量缺乏自我意识与道德边界的人。他们最熟练的生存策略，是把一切问题外包给“别人”：不是我的责任，都是某某人的错。

也正因为如此，即便时代不断更替，仍然会反复出现对权力的跪拜、对统治形式的浪漫化、对血统与身份的执迷。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主体性长期缺席后的自然回流。问题从来不只是过去的遗产，而是当下是否有人愿意真正承担“作为一个人去判断、去拒绝、去负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