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民国早期、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像“另一个春秋战国”？是因为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罕见地实现了思想与言论的高度自由，官员财产可以公开登报，北洋政府官员乃至总统的收入与资产都接受社会监督，例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年收入高达200万银元，这一数字通过报纸公示而非秘而不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并公开痛骂总统与政府，知识分子在体制内领薪却能毫无顾忌地批评当局，胡适多次在公开文章中直言批判政府的专制、低效与因循守旧，而鲁迅则一边拿着教育部每月四百大洋的工资，一边发表《阿Q正传》针砭社会现实；北洋政府虽政局混乱，却在法理上终结了“臣民”身份，使中国第一次成为共和国，并因放松意识形态管控，催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胡适等一代知识精英集中登场；大学实现相对独立，废除独尊儒术，确立妇女受教育权，现代学制、拼音注音、一夫一妻制相继成形，许多今日耳熟能详的名校亦诞生于这一时期；经济上，短短16年民营资本增长22倍，上海已成亚洲金融中心；即便军阀混战不断，仍存在“不在天津杀人”的底线共识；在外交上，北洋作为一战战胜国收回权益、拒签巴黎和约，留下近代中国少有的强硬一页，然而这样一段充满制度实验与思想活力的历史，最终却被简化为“军阀混战”四个字，其被忽略的光明面，恰恰揭示了中国曾真实接近过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