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herpunk 价值观正在消逝，但它们还没有死去

在他去世前不久，祖父说了一些我觉得有点傻，有点老派的话。

他宣称自己不信任银行，不希望银行知道他用 他的 钱做了什么。当时我嗤之以鼻，觉得他是个偏执的老家伙！但当然，事实证明我应该向他道歉。

当我们在他家四处走动时，他示意指向一面淡色墙壁，前面放着一张不太舒服的沙发。这件奇丑无比的家具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它的位置。

那面墙上有一个小方形门，推开后露出一个爬行空间。里面堆放着1970年代的包装、部分被啃坏的桌游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就像是为了抵御严冬而藏起来的宝藏。

我祖父用手电筒指向藏在一个我真心希望不是石棉暴露区域附近的棕色衬垫信封。我取出信封递给他，他趁机发表了一番简短的讲话。他为我攻读硕士感到骄傲，也知道这是一笔经济负担，所以想帮帮忙。信封里装着一沓发霉的现金，用一只几乎腐烂的橡皮筋绑着。

他的讲话意义深远，但之后的智慧花了十多年才真正领悟。我问他为什么把现金藏在墙里，他解释说他的大部分存款都藏在房子里：书里、衣柜里、床垫下面。实际上，他还开玩笑说，等他去世后，我必须把房子拆个遍，然后再卖掉。

嗯，他确实去世了，我们也确实检查了每一处缝隙和空洞，果然找到了他的大部分存款。有些现金太旧了，我们担心银行可能都不愿意用现代法定货币兑换，尽管通货膨胀已经让这些钞票的购买力大大缩水了，两个虚假的法币骗局我会留到另一篇文章里讲。

我的祖父在战时伦敦贫困中长大，这意味着他在基因里就带有对货币的极度谨慎；钱很稀缺。不过，他的哲学是正确的，这些思想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祖辈那一代人非常保护隐私，那时隐私还是一项基本人权。我知道，这多么古雅。

1950年，一位名叫哈里·威尔科克的司机在伦敦被拦下，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证——这是二战爆发时引入的一个不幸的规定。

哈里拒绝出示证件，被逮捕。负责后续法律战的首席大法官表示，身份证的用途已超出其最初的范围，因此被废除。

在上世纪50年代，隐私是大多数人的底线，这也导致了对任何类似监控的怀疑，尽管当时监控还不普遍。70年前，监控稀少、费时且昂贵，通常是有人穿着风衣在你身后跟踪。

对话、现金支付和公共交通都没有留下永久记录。任何记录主要是纸质的，而且重要的是，它们是孤立的。你很难交叉引用这些记录；律师称之为“实际模糊”。

如今，我们的数据被大规模采集、出售和交叉比对，监控已成为新的底线。

我的祖父会厌恶现代的做法。他无意中是个密码朋克，这些价值观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侵蚀。

_来源：_Cointelegraph

隐私、自主权、去中心化：为时已晚之前

最近出现的隐私话题可以归因于多种原因，但它更像是一场绝望而不可避免的最后抵抗。

社会变得如此压抑，以至于帮助保护隐私的工具被妖魔化。Vitalik Buterin曾用混合器捐款，却因此受到批评，暗示他行为可疑。Buterin简单而经典地回应：“隐私是正常的。”

有人认为，渴望隐私就意味着你有隐藏的东西，但比特币政策英国（Bitcoin Policy UK）CEO Susie Violet Ward曾回应：“你家里不是也有窗帘吗？”

Eric Hughes在1993年的《密码朋克宣言》中写道：“在电子时代，隐私对于一个开放社会是必要的。隐私不是秘密。私人事务是你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事情，但秘密事务是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隐私是选择性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

自主权也随着隐私的下降而逐渐丧失。对身份、数据甚至财产的控制逐年被剥夺。我们几乎要以“请出示证件”的方式，将身份信息交给大多数我们希望互动的中心化机构。

在数据方面，漫长的法律斗争为我们争取了一线控制权——“被遗忘权”，但这仍然需要每个人手动请求每个数据持有者删除他们的数据。

同样，在财产方面，“修复权”变得必要，因为从汽车到手机的制造商都在筑起围墙。

这些问题并非不法之徒的专属，我们无需低声细语。隐私已成为常态，就像对我们生活中众多环节的自主权，以及拥有一个公平、务实去中心化的竞争环境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Cointelegraph将推出一档专注于讨论这些基本人权侵蚀的节目，邀请真正的专家、愿景者以及那些在构建自由与私密未来工具的人们。这是为相信公民自由的数字异见者而设的节目。

因为密码朋克的价值观正在消逝。

但它们_尚未死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