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至今都不願意正視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人性是靠不住的，是必須被制約、被平衡的。一旦一個國家把全部社會資源以剛性的、制度性的方式，幾乎毫無保留地傾斜到最高統治者一側，那麼所謂的“雄才大略”，就必然會蜕變成“獨夫民賊”的同義詞。這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條反覆被歷史驗證過的鐵律。

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回望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南方的東晉政權，與北方傳統的高度集權王朝並不完全相同。東晉時期形成的門閥政治，與更早的春秋時代在結構上頗為神似。它在客觀上具備了向一種“貴族共和”政體發育的可能性，有可能為中國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平衡，也為“人的尊嚴”在政治中留下生長空間。

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國的帝王制度、帝王政治，以及與之深度捆綁的儒家歷史形態，一點一點地扼殺了這種可能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套觀念，在那個時代事實上成了整個族群的根本大法，成了不成文卻至高無上的憲法總綱。經過幾百上千年的延續，它最終內化為人們血肉骨髓的一部分，塑造出一種一家獨大、贏者通吃、只許自己活、不許別人活的政治生態和政治理念。

在這樣的制度與觀念之下，古代漢語中“臣、妾、奴、僕”這些詞，在意義上高度重合，並非偶然。在這個國家裡，只有皇帝一個人被視為完整意義上的“人”，其餘普天下之人，都不過是可以隨意擺布的對象。這種認知，最終固化為這個民族近乎堅不可摧的政治信條和文化傳統。

正因為如此，圍繞那個“稱孤道寡、獨占一人”的最高位置，東晉門閥政治很快從“王與馬共天下”演變為一連串的病變：陰謀、傾軋、背叛、殘殺與暴力，逐漸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原本已經顯露出萌芽、極有可能破土而出的貴族共和，最終只能化為鏡中花、水中月，成為一聲悠長而令人憂傷的空谷回響。

其直接後果，就是整個國家在屠刀面前再次匍匐，重新回到以血統、暴力和陰謀支撐的帝王寶座之下。从此，人民只能像等待陽光雨露一樣，翹首期盼出現一個“好皇帝”——一個擁有父親般仁慈、公正與理智的天子。國家的一切生機與活力，也只能寄托在陛下個人的雄才大略與英明神武之上。

正如王安石所言：“富國強兵，人民安樂，端在陛下一振作間耳。”但問題是，這可能嗎？這種政治信條和文化傳統，恰恰為那些禽獸不如的帝王將相，魚肉人民、作威作福，鋪設了一條無限寬廣的康庄大道。

原因並不複雜。千百年來，儒家意識形態刻意回避甚至遮蔽了對“人”與“人性”的正視與反思。在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一整套教條之下，中國社會始終拒絕承認一個朴素卻殘酷的事實：人性本身並不可靠，權力必須被制度性約束。

當一個國家把幾乎全部社會資源，以剛性制度的形式集中於帝王一人之手時，哪怕他出身“龍種”，哪怕天資卓絕，也完全可能在這樣的土壤中成長為一把冷酷嗜血、碩大無朋的屠刀。在這架天平上，人民天然輕飄飄、毫無分量，他們的價值只存在於口頭與詞語之中。

他們唯一的前途，往往就像待宰的羔羊，在被送進屠宰場之前，任由掌握公權力者反覆剝削、反覆宰割。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的南朝宋、齊、梁、陳的短命更迭，和北齊高氏家族的興衰史一樣，將一次又一次、極其雄辯地證明這條鋼鐵般堅硬的歷史邏輯。